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指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文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以来，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意识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使文艺工作者普遍打开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和创作活力；大众的文化视野日益开阔；同时，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迅速发展。这些都对新时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首先出现的是庆祝人民胜利的歌曲和悼念烈士的悲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是当时诗坛大潮的代表作品。随后，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话剧《曙光》、《报童》相继上演。1977年底，刘的《班主任》和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脱颖而出，标志着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新起点。1978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恢复活动，《文艺报》等文学报刊相继出版，促进了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发展。整个文学从荒凉中复苏。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很多新作。但是，由于“三突出”创作思想的流毒和左倾教条主义创作思想的束缚，阻碍了文学的繁荣，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思想和艺术的局限，经不起时间的筛选。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正确路线政策的贯彻，随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推进艺术民主的浪潮，文艺出现了崭新的局面。1979年10月，第四次中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肯定和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老作家又回到了文坛；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地区和少数民族出现了一个“作家群体”。文学刊物的数量也空前增加，仅各省、市、自治区就创办了近400种文学期刊。这一时期的文学题材和主题非常广泛，不仅丰富的社会主义现实题材得到了极大的发掘，而且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题材也得到多角度的表现。揭露“文革”创伤的“伤痕文学”、审视社会主义历史曲折的“反思文学”和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和人们内心变化的“改革文学”，构成了这一时期现实题材探索中交织演变的三大基本主题，突出代表了作家和人民在历史转折关头共有的感受和思考。短篇小说《伤痕》 》(陆信花)中的情感流露与悲愤ex
《班主任》(雷)在诗歌中悼念张志新烈士，《小草在歌唱》(巴金)在散文中悼念爱妻受迫害，《怀念萧珊》(苏)和《丹心谱》(宗福贤)在剧中描写人的痛苦和挣扎，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周克勤关于农村的《于无声处》，莫应锋关于军队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更多的是关于“文革”创伤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不仅再现了许多悲壮的历史画面，也燃烧了对恶势力的仇恨和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念，这就是“伤痕文学”的可贵价值。“反思文学”从批判“文革”延伸到审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历史，乃至民主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这是主题上的又一重大突破。以高晓声的《将军吟》、茹志娟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工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例，回顾农村社会主义的坎坷发展。吕彦周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天云山传奇》、丛的《布礼》、张贤亮的《远去的白帆》反映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长期受左倾之苦，都是考察历史、反思教训的著名小说。顾华的《绿化树》，描写湖南山村人的风风雨雨，李国文的《芙蓉镇》，挖掘工业战线十年动乱的根源，都是反映几十年历史境遇的优秀小说。张志敏的《冬天里的春天》和百花的《祖国，我对你说》是这一领域有影响的诗歌。虽然“反思文学”中有些作品比较偏激，甚至全盘否定历史，但绝大多数作家还是极力肯定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及其为社会主义所做的一切努力，采取了合理的历史一分为二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