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基本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基层干部群众对法治的需求持续增长、不断丰富、日趋多元，迫切要求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但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服务和群众需求对接不紧密，法律资源和群众生产生活融合不够，普法与依法治理衔接不畅等问题。2016年，成都市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总结提炼法律服务工作室建设工作经验，创新建设“社区（村）法律之家”，将法治触角有效延伸到社区（村）、居民院落，就近组织开展法治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工作，使群众的法治需求在“家门口”得到回应和解决。截至2022年上半年，成都市已建成“社区（村）法律之家”近3000个。
【任务措施】
（一）突出为民宗旨，健全社区法律服务工作机制。一是坚持高位推动。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自治为主、服务实践、满足需求的原则，成都市八部门联合印发《成都市推进“社区（村）法律之家”建设实施意见》，在全市推广实施“社区（村）法律之家”建设，并纳入党政综合目标考核和市委市政府民生工程。二是明确实施细则。印发“社区（村）法律之家”建设细化方案，制定硬软件建设标准和规格等指导性规范，推动各地区结合实践，分类分层次，有重点分批次推进，逐步增强对社区（村）就近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能力，实现“社区（村）法律之家”建设规范化。三是加强日常管理。建立日常法律服务与定期法律服务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配备常设村级法律顾问和法律服务协理员，制定法律服务工作考核和参与基层自治配套办法，设置“法律顾问日”“服务宣传日”，开展定期坐班和预约服务，确保为社会组织、社区单位、居民提供专业到位的法律服务支持。四是强化考核评估。建立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的定期考核机制，开展第三方绩效评估，考核评估结果纳入区域依法治理、法治示范创建的重要内容。
（二）突出需求导向，打造社区法律服务便民微平台。一是优化设置，注重资源整合。合并原法律服务工作室、法治大讲堂、人民调解室、法律援助联系点、社区矫正工作站，与各类基层治理联系点（站）有机融合，完善硬件设施，搭建现场法律服务与在线法律服务同步开展的工作平台，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点对点”专业服务。二是合理规划，注重功能完备。各地结合场所实际和工作需要，在实现法律服务基本功能的同时，鼓励推出个性化法律服务项目，根据年龄层次、使用场景及服务需求，分门别类设置“家庭式调解空间”“协作式培训基地”“法治大讲堂7＋3计划设施”“青少年法治文化空间”等各具特色的设施，提升法律服务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三是发挥特色，注重品牌培育。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社区（村）现有资源，结合辖区群众法治需求，分类分层打造农民工维权、少数民族矛盾纠纷调解、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等品牌化特色化“社区（村）法律之家”。如成华区依托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打造以农民工维权为主要特色的长天路社区法律之家，先后为农民工、特困群众等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1.1万余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530余万元。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法律之家针对城市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充分发挥藏、彝等少数民族有威望人士作用，妥善解决城市少数民族群众各类矛盾纠纷100余起。
（三）突出信息集成，建设社区法律服务 “互联网+”系统。一是推动智慧普法。在有条件的“社区（村）法律之家”植入全国最大法治产品素材库——“云学法·云普法+”智慧普法平台，推出音视频、图文、H5等上千条普法产品，涵盖婚姻家庭、经济纠纷、交通出行、劳动用工等内容，群众通过触手可及、扫码可得、“天猫精灵”随时可听等方式接受普法教育，实现趣味普法、智慧普法。二是推动自助普法。设置法律服务自助终端，开通视频服务功能，群众通过电脑终端查询法律服务信息，及时获得专业法律服务。如蒲江县建立三级四联“远程式”法律服务系统，实现“一对一”在线咨询，提高群众获得法律服务的便捷度和有效性。三是推动指尖普法。综合运用微博微信平台、“法律服务即时通”软件、“法律服务一点通”手机客户端，指导法律顾问开设个人法律服务微信账号、建立工作群，为群众提供“指尖上”的法律服务。如青羊区在坤弘律师事务所试点打造社区法律之家，在自媒体平台上制作发布民法典系列普法视频，受到群众广泛关注和好评。
（四）突出“共建共享”，打造社区法律服务治理新格局。一是加强社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设立法治副主任（副书记），设置法律服务社工，公开选聘社区（村）普法依法治理市民观察员，将法律服务工作纳入网格管理员工作内容，组建普法依法治理社区联盟，建立基层依法治理骨干队伍，共同当好法治宣传员、民情收集员、人民调解员、义务帮扶员。如邛崃市界牌村法律之家聘请律师为该村法治副主任，会同乡贤建立“五老+1”调解模式，运用“法、理、情”融合方式化解村民矛盾纠纷。界牌村党委书记杨玉梅表示：在村法律之家设立“法治副主任（书记）”，打通了法律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二是丰富社区法治实践活动。针对社区（村）在工业园区、留守人员、问题青少年、拆迁安置等方面的特殊法律需求，支撑建立对应的法律服务机制和工作平台，开展“身边法身边事”“14岁守法典礼”“家庭成员互动”“社会合作共治承诺书”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法治实践。三是优化社区法律服务供给。将政府购买和志愿服务相结合，整合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师生、政法干警等专业力量，设立法律咨询岗、公益性心理辅导室等，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心理辅导等专业化服务。如温江区大学城社区法律之家利用辖区内留学生资源，成立了以意大利籍留学生谢暘命名的“谢暘工作室”，在疫情防控期间，向外籍居民宣传中国防疫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解决外籍居民因沟通不畅产生的法律问题。一对卢旺达姐妹在接受帮助后说：多亏了“谢暘工作室”的外籍留学生们，使我们跨过了语言障碍的鸿沟，在异国他乡也享受到优质贴心的法律服务。
【特点和效果】
“社区（村）法律之家”最大的特点在于，着眼群众多元化法治需求，将普法与基层依法治理结合，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结合，公共服务资源与社区社会资源结合，实现资源整合集约、服务优质供给，成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平台，被纳入全市社会治理发展体系。从运行情况来看，取得了以下成效。
（一）最大力度整合了多方资源，在合作共治中推进了基层法治建设。“社区（村）法律之家”集成整合了司法行政、法检公、综合治理、自治组织等各方资源，注重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结合，注重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互补，变“多头灌输式”法律服务为“集中点单式”法律服务，取得了法律服务“1+1﹥2”的社会效果。如青白江区城厢镇十八湾村法律之家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工作大局，会同水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为处理辖区河道整治产生的地界纠纷、制定民宿产业统筹规划、指导村办企业依法经营管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二）最大限度满足了群众需求，在服务基层中凝聚了社会法治共识。“社区（村）法律之家”搭建了政府部门与社区、社会多方共治的新平台，推动普法宣传与法律服务、基层自治的深度融合，群众的法律疑惑、法律问题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回应和解决，激发了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情，动员了更多群众参与到法治实践中，推动法治成为基层干部群众的自觉生活状态。在成都市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中，95%的群众表示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会首选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群众崇尚法律、依法办事意识明显增强。
（三）最大深度下沉了法治力量，在主动延伸中拉近了服务群众的距离。“社区（村）法律之家”建立了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延伸了司法行政等政府部门的工作触角，不仅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而且实现了一站式、全方位、零距离服务，使法律服务在村居院落有阵地、有人员、有服务、有影响。如双流区将“社区（村）法律之家”延伸到小区院落，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协会，为小区居民量身定制法律服务项目，大幅提升法律服务整体效能。
（四）最大广度实现了融合发展，在统筹推进中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社区（村）法律之家”推行多功能、一站式建设模式，整合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资源，寓法治宣传于法律服务之中；坚持学法用法一体推进，普治并举、以普促治，加强社会细胞单元依法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实现了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依法治理一体统筹、一体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