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8年，身患尿毒症的王某找到万某并提出了非法肾移植需求，万某通过中介丛某联系到了愿意出卖自己肾器官的舒某。
2019年，万某带王某和舒某配型成功后，通过宋某联系到手术人员和手术场所，宋某通过寇某联系到手术人员袁某。最终肾移植手术在徐某和臧某1准备的一处民房内进行，袁某主刀，徐某、臧某1、臧某2协助。
手术完成后，王某先后支付费用共计65万元，徐某、臧某1对舒某进行护理。后因舒某身体出现危急状况送医院抢救，事情败露。经法医鉴定，舒某构成重伤二级。
【调查与处理】
2021年1月25日，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万某、丛某、宋某、寇某、袁某、徐某、臧某1、臧某2，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考虑到部分被告人有坦白情节和认罪态度，分别判处八名被告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至有期徒刑四年不等，分别并处罚金，没收作案工具。
【法律分析】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加的一条罪名，作为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包括三款：
“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本条中规定的“组织”不同于组织犯中的“组织”，组织犯往往要求组织不特定的多数人才能构成犯罪，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客体是人身权利，组织一个人或者一个特定的人都可成立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体现为以给供体支付报酬为诱饵拉拢他人出卖器官，负责供体、受体的联络、检查和配型，联系手术人员、手术场所进行手术移植等。
同时，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应当是基于供体本人同意，即供体本人能够意识到其行为是出卖器官，并且能够认识到出卖器官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倘若供体本人没有上述意识，则组织者侵犯了供体本人的意思自由，这种情况下组织者的行为就超出了“组织”的范畴，已经对受害人的身体健康权造成威胁，应当依照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处理，即供体本人是否同意或者承诺，是区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关键。
本案中，八名被告人的组织行为是基于供体本人同意，因此八名被告人被判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行为定性准确、法律适用正确。
【典型意义】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30万人，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一些不法分子为了暴利铤而走险。通过本案，社会公众对人体器官非法买卖必须有清晰地认知，必须拒绝“出卖”器官，爱惜自己的身体；医务人员应当拒绝私下实施摘取器官的手术，坚持良好的医德操守；想通过牵线器官赚钱的人应当知道，不义之财者不可取，这种钱赚不得、赚不起，否则最终是钱散牢坐的下场；医疗监管机构也需要加强对小诊所的监管，规范管理医疗秩序，与人民群众共同守护社会伦理道德。
